1936年4月17日，面对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的诸位同道，白求恩医生慷慨宣称：“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如今，73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尴尬地承认：白求恩许下的，仍旧是一个未竟的宏愿。
有人认为，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情形是更糟糕了——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正逐步变得对立，甚至是敌对，过度医疗即为明证。
人们发现：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很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最好的”药物、“最高端的”检查、“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最昂贵的费用。
人们又发现：这些巨资换来的药物、检查、手术，有时候尚属物尽其用，有时候却只是“高射炮打蚊子”——获益未必很大，风险却着实不小。
于是人们惊讶了：这些看上去不那么理性的医疗行为，其实透着另一种“理性”——只要你采取的是医院、医生的立场。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现行体制机制下，“医院要赚钱，赚钱就要扩大规模，扩大规模要有资金，资金靠贷款，还贷款就逼迫医生进一步赚钱”，而医院、医生赚钱的办法就是卖药、卖检查。换言之，是体制、机制把医患推入冲突。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自20世纪以来对“科学”、“技术”近乎迷信的崇拜和几乎无条件的追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