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援助与共同幸福

“万世之计，莫如树福”，对于公益事业而言，最重要的莫过于唤醒受援方的主体性，既改变经济状况，又共同创造幸福的社会。日本著名企业家、京都论坛发起人之一的矢崎胜彦所著的《印度植树物语》是他对在印度进行公益绿化计划的心得，是在公益实践中进一步深化“幸福社会学”理念。

公益援助的两个问题

在公益绿化计划的动议阶段，发起人矢崎胜彦就遭遇了两个严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合作方泰戈尔协会的事务局长达斯古普塔提出来的，“绿化是重要的事情。但是，山变绿了就行了吗?变绿之后做什么?你们考虑过吗?”“让山变绿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成为了矢崎胜彦与发展援助项目参与者一直思考与探索的问题。他们发现，绿化援助计划并没有与在当地生活的人们相结合，目的与手段之间出现混淆，甚至是本末倒置。实际上，比绿化与恢复森林更重要的是恢复人们生活的自立，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支援方可能产生的傲慢问题。在公益发展援助中，常常陷入这样的境地。支援方作为主导方，会自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救赎”心理，随之而来的是道德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这样很容易仅仅从自我想象的愿景来考虑援助项目，从而忽略了被援助方的想法与感受。这形成一种不自觉的傲慢。一方面这很容易伤害被支援方的自尊心，另一方面容易产生依赖与卑屈的心理，不管哪方面都将使被援助方丧失主体性。

与天然林不同，人工林的初期不能自我循环，种植后需要持续的人工护理方才能够保证存活率。在绿化援助项目中，受援方主体性缺失的直接后果是“年年种树不见树”。在印度，甚至发生了植树的人在支援方撤离后立马拔光所有树苗的事情，原因在于这样次年有可能继续获得种树的机会。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发展援助的人们的主体性。

受援方的主体性与共同幸福

矢崎胜彦的公益理念受佛教“三轮清净”影响，即“布施之人与被布施之人都应有清净之心，同时，布施之内容本身也必须要清净”。在公益援助中，三者的目的应相同，援助方与受援助方应该共同成长、共同幸福，否则就不能实现目标。

首先，“以一方单方面地援助另一方的关系，是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单方面的援助，缺乏互补性的方案，往往建立在经济合理主义原则上，有可能破坏当地民族文化的特性，与本源目的背道而驰。第二，如果援助发展对援助者本身不能有所启迪，不能对援助者的生命有所

触动，则援助行为所具有的“本能的傲慢”依然会存在，这是萦绕在公益事业中的难题。第三，对于公益而言，最重要的是被支援方的主体性。

因此，比识字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识自率”。在公益项目中，通过援助的机制设计，让被支援者更好地认识自我的力量，发挥其主动性，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

从更高的目的而言，援助项目并不仅仅是援助，更在于“通过交流，确立起相互共同培育的‘共育’关系”。当支援方与受援方之间所构筑的关系发展成为对等的文化交流关系，当实现了以互助提高、共同发展、共同培育、共同幸福为目的的交流时，公益项目才真正发挥了作用。这就是矢崎胜彦所谓的“互应态”(互相呼应的态势)。

公益援助与幸福社会学

在公益援助中，如果“不给予对方经济力的援助，只能使对方更软弱，进一步加深目前的贫穷”，或者使受援方陷入依赖的境地。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实现经济自立，援助本身是失败的，是没有达到最基本的目标的。

然而，真正的挑战在于经济自立之后：“让山变绿是为了什么”?克服了贫困，人们富裕起来之后该做什么才是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当然，克服贫困、实现经济自立很重要，是发展初级阶段幸福的来源。如果一味地追求利益，那么在经济自立之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或超越共同劳动的伙伴的利己主义”，实现更高阶段的幸福。

在矢崎胜彦看来，更大的事情是“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纽带，面向将来世代，将生活之场所、工作场所永久地发展下去”。他认为，经过发展援助，受援助的“共同体”脱离固定的框架，转为以永久发展为目标的“互应态”为最好，即超越“共同体”中所内在的、固定的、封闭的框架，每一个人发挥内在的自然感觉，以此为基础形成“共同地互相帮助、持续发挥作用的状态”。

矢崎胜彦所倡导的幸福社会学是将“个人层次的幸福与社会层次的幸福作为共同的目标的道路”。在幸福社会中，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公”、“每一个人都成为公共性的主体”。“公共”，是指“社会与个人以‘共同幸福是为幸福’为目标持续发展的概念，社会层次上的‘公’的幸福与私人层次的‘私’的幸福是不可分割的”。

真正意义的公共性是具有很强实践内涵的“致良知”。通过实践与思考，发现内在良知，“人方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尊重自己，在真正的意义上约束自己，探索在真正的意义上的永存”，从而实现个人与他人的共同培育、共同协力、共同发展，走向共同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