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两台手术，原本只有一台是父亲给胆道闭锁的孩子供肝移植。但昨天，山东一位车祸去世的捐献者捐出了肝脏。肝源不等人，医院临时决定移植给一位肝硬化晚期患者。你得做做心理建设，跟专家进手术室。”北京友谊医院党办王强老师告诉我。

　　事实上，肝移植病房专家助理体验岗并不是我的首选。手术室，可想而知，血腥、生死……但当我得知要跟诊的是朱志军教授后，对此次北京市医管局举办的“相约守护”互换体验活动的期待超越恐惧。

　　朱志军，我国儿童肝移植领域著名专家，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副主任、消化移植首席专家。至今已完成肝移植手术1700多例，是中国最多（全球范围内超1500的寥寥无几）；不断开展新术式，于2013年完成世界首例交叉辅助式双多米诺供肝肝移植术。

　　纠结生死，不是医生该做的事

　　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罗马共和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作家）：生者记忆中，逝者长存。

　　知道自己要进手术室，且临时要增加的手术肝源来自一位车祸受害者，顿时有些感慨生活乃至生命无常。但其实，感慨太过无力，因为从来不会有人知道今天是否就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于车祸逝去者来说，生命毫无征兆地戛然而止，带给亲友无尽哀伤；可于肝源受者来说，生命之火又将重新燃起。这一死一生、一悲一喜的纠结，让我的情绪有些无所适从。

　　突如其来的生命流逝或许无法阻挡，但如果有人选择让自己的生命之花以特殊的方式继续绽放在别人的生命中，他就受得起敬意与赞美。

　　如果这份敬意与赞美也能感召自己看淡得失、向死而生，把有限的生命活得更快乐、更精彩，也算不枉哀伤。相比我的多愁善感，医生们都很淡定。

　　医生无情，果真如此？

　　曾经有一位医学大家对小编说过，医学何其精密复杂，尤其是应用于临床，关系到鲜活的生命，医生怎会不想患者都好好地走出医院？面对或休克昏迷、或痛苦扭曲、或血流如注、或面目全非的患者，旁人可能已经慌张崩溃，医生们却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治疗。

　　所以，只有冷静的医生才能挽救患者，但冷静绝不等于冷漠！

　　“纠结生死不是医生该做的事，帮助患者争取最大的治疗利益才是正道。患者也要相信我们医生，因为没有医生会想把患者往不好里治。”朱志军说。

　　毕竟没有亲眼见过这么大台的手术，小编真怕自己临时掉链子。

　　换上手术服，带上帽子口罩，穿过长长窄廊，走进手术室——电刀切割皮肉的“吱吱”声，弥漫空气中的血腥和焦糊味，巨大的倒“Y”字形切口，腹腔大开内脏曝露于外的患者，沾满鲜血叠放整齐大小不一的纱布块……所有这些迎面而来时，我突然看到自己内心的强大。

　　即使只是于我这旁观者，那片静静躺在医用水盆里，柔软健康、带着鲜活红褐色的供肝，也似乎与他曾经的主人脱离了干系，没有人物背景、没有如何来到这里的悲伤，有的只是与手术台上那人的关系——救与被救。

　　何况是亲自操刀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医生甚至比亲人更希望患者好起来。

　　写稿时，手术室里那股血腥与焦糊，味犹在鼻。回想起来，他们把从患者身体里取出病肝的过程叫做“下肝”，当黑而僵硬的病肝从红褐色供肝旁经过，这新旧交替的刹那有种生命从头再来的豪迈。

　　朱志军和他的团队曾几百上千次重复的这个动作，也因此有了一种神圣的仪式感。

　　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想的那样

　　菲德洛斯（古罗马寓言作家）：事物的表象并不可信，大多数人往往被表象蒙骗。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深藏的真相。

　　多数时候，医生的工作并没有手术那么惊心动魄（惊、动都只在我眼中，医生们早已习以为常），而是程式化，甚至枯燥的。

　　每天必不可少的程序就是交班。团队所负责所有病例的异常及处理情况，都需要由前日值班医生交代给当日值班医生。用药策略、术后护理、心跳血压变动，作为科主任的朱志军都要一一过问。

　　年轻的实习轮转医生：昨天XX床术后患者出现心律加快的情况，用药后缓解。

　　“患者心率一快你就给降，这对吗？”朱志军突然发问，接着是一连串专业术语，并告诫年轻医生仔细考虑原因，弄不清就请教上级医生。

　　什么？这不对吗？在我这个外行人听来，对症治疗非常正确啊。

　　朱志军的解释是：“临床中，同样的症状可能是不同原因，同样的原因也可能造成不同症状。作为医生，一定要借助生理、病理知识，多加分析，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心率高就用降心率药、发烧就用降温药，缓解症状其实容易，但往往把真正的病因掩盖了，反而耽误病情。”

　　原来如此，这做医生，有时还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看到的，不一定就是想到的，综合各类指标，加以经验性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真正做到“对症”。

　　“有时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的治疗会受到来自患者和家属的压力。他们觉得，我这发着烧呢，你还不赶紧给我退烧，稍稍耽搁一下就挺不理解。其实大可不必，医生一定会尽力制定出最佳治疗方案。”朱志军说。

　　小编也在想，在诊断过程中，医生们才是真的在‘烧脑’。毕竟，没弄清楚根本原因，怎能放心出手，患者和家属还是应当多些理解，尤其是要多一些信任。

　　透过现象看本质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肝移植病房曾来过不少最初被泌尿科收治的肾结石患者，尤以新疆维吾尔族同胞为多。他们的共同点是家庭中有一个或多个孩子不停长石头，掏都掏不净，最后发展成肾盂积水、尿毒症。

　　一开始，医生们都认为是生活环境和习惯问题，以换肾为最终治疗方案，可是，让医患都无法接受的是，换了肾没多久还是长。

　　最终，泌尿科医生在朱志军的启发下意识到，石头在肾上，可根儿在肝上。这些患者都患有遗传代谢病——高草酸盐尿症，病因是肝脏错误合成了*无法代谢的草酸，从而形成结石。

　　要彻底解决问题，只做肾移植是不够的。最佳方案是：在肾还没坏前，通过基因检查确诊高草酸盐尿症并接受肝移植；肾已经坏了的，确诊后做肝肾联合移植。

　　还有不少病根在肝的遗传代谢病，表现的却是神经系统症状。曾经有个患儿，第一次发病是和做医生的妈妈一起吃了一次“著名的连锁快餐”，出现发疯哭闹、神智迷糊的症状。妈妈认为是食物有问题，责怪了商家。

　　没过多久，还是这个品牌的另一家店，孩子进食后直接昏迷了。做医生的妈妈这才有所怀疑，“怎么别家孩子都OK，就我家孩子有问题”。一查血，血氨浓度特别高。那时中国的基因检测技术还无法确诊，最终是把血样送到日本，才确诊了高氨血症。在朱志军这里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后，孩子一直很健康地生活着。

　　疾病诊断精密复杂，真有点“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的意思。

　　医学有限，不是万能不包治百病

　　达·芬奇：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之上。

　　来友谊医院接受肝移植的大多是各地的儿童，患先天性胆道闭锁的几乎占80%，成人前他们必须接受肝移植。还有一部分是罹患各种罕见代谢性疾病的孩子。可以说，肝移植是这些孩子彻底摆脱病痛折磨的惟一有效方法。

　　这其中，很多孩子的家庭面临双重困难——有病、没钱。早在朱志军的团队还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时，就已经有志愿者和原本只在北京上海定点捐助的慈善基金会开始救助他接手的患儿。

　　团队来到友谊医院后，救助行动更加便利。朱志军介绍，不仅是基金会，还有很多自发的爱心组织，演艺圈的歌手演员模特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向友谊医院肝移植病房捐款，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有马伊琍、白百合及汪小菲夫妻等。

　　只要朱志军的患儿有需求，慈善力量立马行动，这也是多年来不断合作所形成的互信。医生把钱用在刀刃上，力争救一个能活一个；慈善力量则感动于医生济世救人的情怀和一个个小生命的重生。

　　这种互信与朱志军的高超医术也不无关系。虽说救助病患并无差别，但谁又会全无恻隐之心，既救之，惟愿好之。到现在，经朱志军之手回春的“病苗苗”已不下千例，可是当我问起对哪个病例印象最深时，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些年成功救治的患者确实不少。尤其近两年，因为完成了双多米诺移植而被关注，为了精益求精自然也会在这方面多钻研。但真要说刻骨铭心，都是过去那些失败。”朱志军说。

　　2003年，国外还没人做过减体积肝移植，国内也在摸索。有个孩子的移植完成后，我们没有将肝脏很好固定住。孩子头几天很好，后来肝脏突然转位，血管堵了，最后孩子救不过来。现在，我们已经积累了很多方法和经验来应对，可那时真的就是完全没经验。

　　还有儿童围手术期管理方面的经验缺乏，也曾让朱志军惊出冷汗。06年完成第二例活体捐献肝移植手术后，由于ICU的医生缺乏经验，将未用完的两袋血给孩子输了。医生是好心，血库领出的血不能退回，与其浪费，不如给孩子用。可孩子的血管细，输血后出现了严重问题，一查血色素26克（儿童正常值为11-16克），随时可能堵死血管。怪谁？怪什么？只怪没经验！

　　“有时候外地同行会半夜给我打电话，说患者突然出现什么症状，一说我就知道问题可能出在哪儿，并建议做相应检查。”朱志军说，“为什么能做到？因为患者就是我的老师，因为吃过亏有过教训，内心曾遗憾痛心，才刻骨铭心。”

　　作为国内肝移植领域绝对的大咖，朱志军的坦率让我这体验者也忍不住动容。国人看病就医，大多“非三甲不去、非专家不看”，挂不上专家号、又看不上小大夫，何其为难、何其纠结？

　　可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有哪一个不是以患者的痛苦甚至生命为代价成长起来的？人人都不愿做小大夫成长履历本儿上的一页，未来到哪儿去找那么多专家？

　　回想刚入行时，小编内心对专家大牛们介绍学术突破时的“眉飞色舞”颇有“微词”——无非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但其实，医生个人征服疾病的欲望和野心，对成就荣誉的追求，归根结底受益者不还是患者吗？

　　况且，所谓“功成”也只是阶段性的、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经常在各种渠道上看到民众的疑惑：为什么小小感冒，要做那么多检查？为什么技术那么成熟、安全性那么高的手术也会死人？为什么去了那么多医院，花了那么多钱，也治不好XX病？

　　为什么？因为医学即便不断向前发展，也仍有它的局限性。现阶段的医疗水平终究有些疾病根本不可治愈，医生能做的也只是控制、延缓病情，减轻患者痛苦。

　　说到底，他们终归是人，不是神，包治百病的那是广告，不是医生。

　　忍不住想要絮叨的话：

　　不到10个小时的体验，让我又对医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佩服在医学道路上勇往直前的医生们，但也深深感觉到，这个职业真不是一般人干得了、干得好的。尤其是外科医生，臣妾真的做不到啊！

　　首先，你得能饿。小编8点半赶到医院，朱志军和团队已经开始交班。截至下午3点小编饿得不行不行的终于吃了午餐时，朱志军和团队仍然处于不吃不喝的状态。

　　其次，你得能站。从11点半进入手术室到午餐，小编站了4个小时就已经腰酸背痛腿发硬，期间还不停踱步活动。而他们至少要在两台手术中不挪窝地站10个小时以上。

　　第三，你得能干。不吃喝、不拉撒地站10个小时，手头还不能犯错，否则就是命。他们全神贯注到啥地步？手术开始前，一位医生用手机外放了音乐，一首《南山南》循环了无数遍，也许是想用音乐舒缓情绪、减压。小编表示听得濒临崩溃，可他们根本没啥感觉，因为根！本！听！不！见！

　　小编向朋友讲述体验感想，朋友开玩笑，哟，当了一天假医生就被洗脑了？非也。小编的脑子并没有改变，只是暂时“挪了挪屁股”。

　　网络戏说“屁股决定脑袋”，其实是位置决定想法。我们常常会用从不、都是、完全、肯定……这样不留余地的词语，去评价自己并未亲眼所见、亲身感受的人、事、物。如果可以，就试试去体验、了解，让自己久未挪动的“屁股”稍微动动，或许会有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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