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凌晨，解放军301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张永刚教授因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去世。张永刚教授是在8月15日参加完上海的学术会议后返程时，在北京机场发病的。有媒体报道，14 日去程时，他就在登机前发生了一过性黑蒙，会议期间还熬夜工作到凌晨一点……

　　这篇有关医生减压的稿件其实之前已经完成，就在发布之时，小编从朋友圈看到了张永刚教授突然去世的消息。突发的悲剧，再一次强化了稿件的主题，但是小编真的希望这样的应景不要再次发生。

　　马燕桃：医生压力山大 学会设立“边界”自我减压

　　在我们看来，满身“武艺”的医生应该更懂得照顾自己。然而事实却是：工作强度高、压力大，他们没有给予自己的身体足够多的时间和关注。一位又一位医务工作者英年早逝……医生们，你们真的需要为自己减减压了。

　　针对医生压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副主任医师马燕桃说，从心理咨询和治疗角度上讲，医生需要为压力和预期设立边界，实现自我减压。

　　预期——医生难以承受之重

　　针对来自职业领域的压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双综合二科副主任医师马燕桃曾带领团队做过相关调查，其中，北京市的医生群体中，出现焦虑和抑郁症状表现的高达60%以上，且医生群体的抑郁表现与其他群体差异极其明显。

　　马燕桃介绍，轻中度抑郁症的核心体验并不是心情不好，而是由抑郁带来的强烈无力感、挫败感、孤独感，并导致工作效率下降、明显拖延症、无法完成工作等问题。尤其对于医生来说，当他觉得自己不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职责时，挫败感会更强。

　　这种强烈的挫败感源于医生对自己社会角色的认同，因为医生的社会角色对他的要求是只能做好。“做不好你能叫医生么？这种强烈的内心体验，在医生群体中更为普遍。”

　　马燕桃认为，从心理学角度上讲，医生的压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现实工作压力和心理预期。

　　医生工作压力之大不难理解。目前，不论是综合医院还是专科医院，尤其是三甲大医院，绝大部分医生长期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状态，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医生没有过多时间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慢性疾病在医生群体中非常普遍，很多人有长期的失眠、焦虑。

　　心理预期则分两个层次：一方面是医生的自我预期，医生本身是助人者，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预期较高，这是医生群体的普遍特点。二是社会预期，患者一旦就医，就希望医生医术高、医德好，甚至包治百病。这对医生既是鼓励、鞭策，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就造成现实中，医生既得是家庭生活中的好丈夫、好爸爸（好妻子、好妈妈），又得是德艺双馨、大爱无疆的医生。马燕桃说：“医生是有能力同时做好这些社会角色的，但如果有一方的预期被无限放大、拔高，希望这种‘好’是‘无限好’，而他无法达到预期时，就会在心理上产生问题。”

　　事实上，医生的社会预期被无限拔高，也正是引发医患冲突的因素之一。

　　减压——为预期设立“边界”

　　“能医不自医”，尽管医生出现抑郁、焦虑症状的比例如此之高，但选择主动就医、寻求压力缓解的医生并不多。马燕桃指出，一方面是因为医生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自身健康，往往选择忽略或者开点药对付过去；另一方面则是无法达到他人预期的羞耻感，会使医生纠结是否寻求心理帮助。

　　不爱主动就医又“压力山大”的医生该怎样自我减压？马燕桃说，从医生个人角度讲，要懂得为自我预期设立边界。

　　医生的自我预期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个好大夫，一是做个好爱人、好家长。马燕桃认为，医生要分清自我预期两个层面的边界。心理学上并不主张下班以后还想着工作的事，而是应该有一个适当的放松、脱离，这叫做情绪上的移置和补给，加强煅炼、培养兴趣、同伴关系都是有效的情绪提升和补给方式。

　　经常会有患者对医生说：“有些大夫特别好，会把私人电话告诉我，让我有需要时随时找他。大夫，您看您能不能也留下电话？”私人电话，留还是不留，是个问题。留，那么多患者根本也顾不过来；不留，似乎成了坏医生。两难！

　　要不要给患者留私人电话号码？马燕桃说，从心理咨询和治疗上讲这就是一个边界的考验。设立这个边界，不是为了隔离医生和患者，而是为了建立一种稳固的关系，双方彼此知道对方的立场，这样的关系往往才能更持久。

　　显然，处于无压力状态的医生肯定比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更高、更有效率。但其实，医生单方面的减压并不能抗衡日益膨胀的社会预期。马燕桃建议患者也来帮助医生减压，以获取更好的医疗服务。

　　比如，患者心理上不预期或“更现实一点的预期”比“理想的预期”要好。什么意思？马燕桃举例说：“‘我今天来可能挂不上号’比‘我今天一定要挂上号’要好；对于已经挂上号的患者预期‘只要下班前能看上医生’比‘必须在3点前看上医生’要好。”

　　预期产生的问题实在太多。比如患者希望看医生能解决他全部的问题，万一诊断过程中需要做其他检查，患者就会很快产生怀疑：是不是过度医疗？

　　其实，“不预期”不仅仅能够对医生压力有缓和作用，对患者也有潜在的保护作用：如果患者预期不那么高的话，可能就会少被骗一点，遭遇医托或号贩子的几率也会少一些。

　　医托和号贩子就是利用患者这种着急就医的心理。只要患者一着急、焦虑，号贩子就会上来：“我有号，但是得交钱，你愿不愿意？”

　　如果患者花了大价钱买黄牛号，就有可能把所有的愤怒和焦虑转给了医生，给医生造成更大的压力，进而引发医患冲突。马燕桃说，医疗业内有句笑谈说“医生是给号贩子打工的”，也是对这个问题黑色幽默式的形容。

　　最后，马燕桃总结，要想为医生减压，医患双方都应该重视和尊重医生的个体预期和社会预期。医生的自我个体预期值得尊重，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医生，还有更多其他的社会角色；患者对医生的预期同样值得尊重，但不应无限放大。现实性的预期，会让医生的压力小一点，会让医患双方都受益。医患关系的距离，绝不仅仅是一张诊桌的宽度；它所表现出的全部纠结，包括现实的距离感和情感的距离感。在这个复杂的齿轮中，只有相互理解的磨合，才能让医疗服务这台大机器运转的更顺畅；而理解，以边界的清晰化为重要前提。

　　专家介绍：

　　马燕桃：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生副导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副主任，北大六院临床研究室情感障碍组负责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业务专长：双相障碍、抑郁症、焦虑性障碍、进食障碍、心理治疗及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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