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遭遇低生育率悲剧 人口政策将何去何从?

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决策。而此前的主要由少数部门参与决策的政策问题多多

中国的人口究竟是多了还是少了?

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全国总人口为13亿3972万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继续得到有效的控制，“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但这个结果又是一把双刃剑。诸多学者指出，由数据表现出的持续的人口低增长、快速老龄化，会令未来经济增长背上沉重负担。他们频频发出呼吁放宽生育控制的呼声。

“普查中许多数据都表明，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人口学家王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几乎是共识。但是，对于应对挑战的方案，各方提供的路径不一。

争议计划生育

约13.4亿人，十年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人口总数仍在增长，但与此并行的，是不断下降的增长率。

上一个十年，即1990-2000年，中国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两相对比，最近的十年比上一个十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

数字也说明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但王丰对此感到忧虑：“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很快中国人口就将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与此相关，此次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多位专家据此测算，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不到1.5。这与近年来北京、江苏、上海等地的人口调查结果一致。

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多年来一直有争议。因认为第五次人口普查存在“漏登”，国家统计局将2000年的全国总和生育率数据由1.22修正为1.80，这一度遭到不少学者质疑。在王丰看来，即便这个数据也不容乐观：“人口学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当前1.5的生育率意味着，下一代人的数量将比上一代人减少25%。”

人口学通常用人口金字塔来直观表现人口结构的变化。60年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形似正三角形，年轻人多，老年人少;现在变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

至少十年前开始，中国诸多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就指出中国生育率偏低这个事实。他们始终认为，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不容迟缓。2011年“两会”期间，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再度提交了《关于尽快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案》。顾宝昌、李建新、王丰、蔡泳、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家参与了该提案的论证。

提案称，“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提案还特别强调，多年来许多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多次发出呼吁，但相关部门反应迟缓。

但反对者的观点也很鲜明。在2010年“中国人口学会”上，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将生育率提高到2，到2040年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意义不大。所以，放开二胎政策对缓解老龄化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他还表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这是基于目前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压力的考虑。”

如何干预人口变动

事实上，无论是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还是城镇化，中国都走在一条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指出，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将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社保财务的可持续性，并由于年轻人比例走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在不久前的“中国经济50人(2011年)”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挑战是快速的城镇化和加剧的人口流动。

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亿6557万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同时，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亿6139万人。这一数据同2000年普查结果相比，增加1亿1700万人，增长81.03%。

马建堂指出，这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多年来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即便如此，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并且同样被打上了人为干预的烙印。其主要干预手段就是户籍。“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压制了城镇化，同目前从工业化中级向高阶段过渡的特点不相符。”李迎生说。

不久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表示，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若干“特殊因素”将会弱化。在城镇化速度相对降低的同时，大量农民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将得到弥补，“人口城镇化”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进。

与此同时，为应对快速城镇化和加剧的人口流动导致的“大城市病”、流动人口社会就业与保障问题，现行公共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城乡分割如何打破，户籍制度、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应如何照顾到人口的特点，都是调整的目标。”李迎生说。

将城镇化与老龄化相联系，李迎生引出另一个问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一代、二代农民工进城了，但老人留在农村。相比城市，农村的老龄化更严重，农村空巢家庭老人比例更大，应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老人医疗和护理的发展。”

实际上，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所涉及的公共政策远不止于此。如何根据新的人口信息对公共政策进行调整?

王丰认为，当下需要倾听年轻人的声音，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参与决策，“因为大的人口政策影响的是未来，现在的年轻人需要知道政策会对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左学金看来，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是一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决策。而此前的主要由少数部门参与决策的政策问题多多。

他指出，人口计生委在过去的两个五年规划中，严重地高估了总和生育率和人口增长规模，误导了人口问题的决策。“根据人口计生委规划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净增量为6257万人，但实际增长为4013万人;在‘十一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但实际增长为3418万人。两个‘五年规划’误差都超过50%。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误差，可以认为是一种错误。”

“今后人口和生育政策调整，必须充分听取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和社会各界的意见，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作出科学和有预见的决策。”左学金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