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医大附一院称，“分叉针”取得了专利，且是授权正规厂家生产的，是正规产品。本刊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询问医院“分叉针”是否曾到国家管理部门注册审批，并请其提供“分叉针”的《生产准许证》和“鉴定批准号”等关键信息。但医院宣传部门负责人表示，由于“分叉针”的发明者已经去世，相关信息不好查询。在医院提供给记者的“情况说明”中，仍强调分叉针是“专利产品”，没有一处提到国家管理部门的注册审批情况。
为求证“分叉针”到底是否进行了注册审批，本刊记者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进行了查询。在其公布的81251条国产医疗器械名录中，记者没有发现有1996年前批准的由重庆研发、在张家港生产的“髓内分叉固定器”、“分叉针”或“髓内针”。
那么，只有专利证书，是否就可以代替国家管理部门的审批？记者为此咨询了重庆知识产权部门，答复是专利证书和医疗器械注册审批是不能等同的，一种医疗器械是否可以生产、销售，应到行业主管部门注册审批。
这种“分叉针”到底有多少患者用过？记者了解到，重医大附一院曾经批量订购这种“分叉针”，并将其用在了其他病人身上。记者查阅该医院和张家港某医疗器械厂的协议书发现，双方约定厂家首批生产35套，每套价格2000至2500元，厂家每年向医院提供销售额的6%作为转让费。在这份协议书中，医院宣称这种针“已临床应用42例”。记者同时查询方向明保存的一份录音资料发现，一位院方负责人承认，除了方向明外，“分叉针”在治疗另一名骨折病人时也曾断过。方向明称说话的就是“分叉针”的发明人李怀先。
会“伸缩”的左腿
除了涉嫌伪劣医疗器械的“分叉针”外，让方向明感到愤懑的还有他扑朔迷离的“维权”经历：对于他左腿在畸形愈合后到底缩短了多少，各家医院的测量结果反差巨大，最大差距达到3倍。“好像我的左腿有‘伸缩’功能”，方向明说。
根据患者保留的资料记载，重医大附一院最早给方向明作的鉴定，是左股骨缩短5厘米。几年后，方向明到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检查，结论是左下肢缩短5厘米；又到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坪医院检查，结论是左下肢缩短4.5厘米。此时，几家医院的检测结果都基本上一致。
然而，在方向明向重医大附一院“讨说法”时，他的左腿长度就开始“变长”了。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委托进行的司法诊断显示，方向明的左右下肢股骨相差约1.7厘米，仅仅是另外三份检查结果的1/3。
对于测量中可能产生的差距，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这样解释：“对长度和畸形的角度有不同的测量及认定方法，人类对损伤也有自动修复的功能，因此，不同检测方法及不同时段的计量值必然产生差异”，同时自称其采取的测量方式是比较准确的。
患者质疑：一个人的两条腿到底相差多长，是否如此难以分清，以至于几家大医院的检查结果会相差好几倍？
疑惑之下，2008年9月，方向明来到北京，在以骨科治疗闻名的积水潭医院进行检查。在患者保留的积水潭医院X光双下肢长片上，记者看见，方向明左下肢骨长约850毫米，右下肢骨长约900毫米，相差5厘米，与最早的医院检测结果一致。
司法鉴定“打架”
争论的焦点，还不止是一条会“伸缩”的左腿。对于“分叉针”是否系伪劣医疗器械、重医大附一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等关键问题，重庆和北京两地的司法鉴定机构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份结论。
重庆法正司法鉴定所认为，“分叉针”应认为是正规产品，没有发现重医大附一院在治疗时存在医疗过错。
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则认为，“分叉针”虽然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但是国家发明专利与合格的医疗器械产品是不能等同的。它没有鉴定批准号，没有取得《生产许可证》，更没有产品合格证，“是一个不能应用于临床治疗的伪劣产品”。重医大附一院“完全违背了医疗原则”“在诊疗过程中，在内固定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医疗过错，其过错与方向明目前损害后果的参与度在70%～90%。”
这两家互相“打架”的司法鉴定机构都有合法身份。本刊记者查询发现，法正司法鉴定所是一家正规司法鉴定机构，而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在网站首页强调了自身的权威，是国家级专业司法鉴定机构，首批通过了司法部的鉴定资格审查。
上述曾为方向明进行过诊断的重庆某医院骨科教授认为，植入方向明体内的内固定针和他现在的左腿“畸形愈合”之间肯定是有联系的。他同时表示，把未到国家管理部门注册审批的医疗器械用于临床的现象并不常见。
尽管过程“扑朔迷离”，方向明决定继续“维权”。三十多岁的他现住父母家中，父亲同样身患残疾，母亲有多年冠心病史，妻子已经和他离婚。他说他的人生很阴暗，感到再也没有地方去说理了，“河南有个张海超‘开胸验肺’，难道我只有‘截腿验针’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