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上骇人听闻的“肺鼠疫”

1911年初，在东北发生了鼠疫。之后，当地曾按照典型性鼠疫也就是“腺鼠疫”的防治方法，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灭鼠运动。在“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由就近巡警发给”的激励下，仅奉天(即沈阳)一城即已灭鼠25，347只，奉天全省更达到了80，972只。与此同时，北京“每活鼠给铜元二枚，死鼠给铜元一枚”，天津不论死活，“每头给予铜子一枚”。这股风潮的蔓延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几千里外的汉口，官厅也颁布了“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元二枚”的法令……

　　几乎是疫情刚刚发作，日本细菌学家、“腺鼠疫”理论创始人之一北里柴三郎立即派出一名学生，前来哈尔滨调查疫情;与此同时，他亲自坐镇奉天，组织一大群学者、学生进行三万只老鼠的解剖。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堆积如山的鼠尸中，他们没有发现一例鼠疫杆菌的携带体……

　　对于传染者后，医生们束手无策，“应对的手段不过放血和针灸”。然而，众多患者纷纷暴毙后，参与救治的几名医生也先后死去。在满城哗然中，地方官厅只得将新增传染者安置在一处公共澡堂内，“除将病人隔离，规定死亡后酌给埋葬费外，并无具体防治办法”。在几处医院挖地三尺、老鼠跳蚤踪影全无的情况下，这些医生因何染病呢?真正的传染途径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满洲鼠疫的病源并不是老鼠，而是穴居在中俄边境草甸、近年来被疯狂捕杀的一种叫“旱獭”的啮齿类小动物。 当时旱獭皮毛制品风靡欧美，被视为堪与貂皮媲美的服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六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从70万张增加到了250万张”(《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在暴利的驱动、官府视为利薮的推波助澜中，千万满洲流民以捕猎旱獭为生;一时之间，“山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边境草甸的千年隔绝，就这样被打破了。更要命的是，在人类到来之前，染病旱獭总会被同类驱赶出巢穴，从此自生自灭;而本地有经验的猎人也绝不会捕捉那些失明、失声、行动迟缓、症状鲜明的病獭，他们知道这意味着灾祸。然而，成千上万外地捕猎者蜂拥而来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当年10月上旬，一名捕猎者走进俄罗斯境内大乌拉车站附近的一处华工工棚;几天后，该处工棚“忽有七人之暴死”。俄国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由分说，将该处工棚全部华工驱逐出境外，“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10月19日，其中的两名华工辗转来到满洲里，并于六天后在旅馆里相继暴毙。后来，当地官吏上奏说，“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

　　紧接着，与两名华工同院而居的店主、房客纷纷身亡。11月8日，哈尔滨出现首例传染者;四天以后，疫情蔓延到了长春。此后一个多月，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呼兰府、海伦府、双城府、绥化府、阿城县、双阳县……六七十个州县先后发现病例。以哈尔滨华人聚居区傅家甸为例，起初每天死亡一两人，进入12月份后，“日毙者七八人，继而十余人”。无一例外地，这些传染者的病势都异常凶猛，“先发烧，次咳嗽，继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

　　哈尔滨疫情所致，日死亡人数由十余人暴增到了五十余人，鼠疫进入爆发期了!

　　1月6日，哈尔滨死亡人数突破百人;

　　次日，暴毙在傅家甸贫民窟的传染者达到一百二三十名;

　　又一夜，先后死去的患者逼近了150人大关……

　　据记载，哈尔滨鼠疫死亡数千人尸体泼油焚烧三天三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