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献省市将达21个

是“全身而退”，还是通过另一种方式使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这是现代文明中两种对死亡截然不同的观点。受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从去年3月开始，在全国11个省、市开展器官捐献的动员和分配试点。昨天，来自卫生部的消息称，今年，试点省市将扩大至21个，包括北京。记者从北京市红十字会获悉，其将于本月内向市政府递交成为器官捐献试点城市的申请，获批后即可开展相关工作。

■释义

*器官捐献，是指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通过书面自愿申请器官捐献登记，并且没有撤销其登记，待其身故后进行器官捐献;公民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其器官，待其身故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示同意的器官捐献。

这意味着，开展器官捐献的试点城市内，捐献者去世后，*器官捐献办公室就会启动捐献程序，把捐献者尚能使用的器官，移植给临床急等移植器官救命的患者。

11试点累计捐献器官97个

2010年，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卫生部共同启动*器官捐献试点工作，率先以天津、上海、广东等11个省、市为试点，探索器官捐献的招募、器官的获取和分配模式。记者从北京市红十字会了解到，目前本市正在申请成为全国第二批器官捐献试点地区。

据了解，我国40岁以上人群慢性肾脏病的患病率在8%至10%之间，尿毒症发病率为每百万人口300至400人。

中国红十字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试点以来截至今年2月底，全国通过*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渠道共实现捐献37例。其中广东19例，为捐献最多的省份，此外，天津、湖南、辽宁等省市也有捐献。成功捐献大器官97个(肝脏30个，肾脏64个，心脏3个)，角膜39个，皮肤若干。

记者从卫生部*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获悉，各地的试点工作主要由当地的红十字会统领负责，目前，在总结11个试点省份经验的基础上，已经将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至21个，北京即在其中。

本市将打造器官移植体系

北京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器官捐献以前，只允许亲属间捐献器官用于移植，其余的活体捐献是不允许进行的，因为涉及到复杂的伦理问题，容易出现非法器官买卖现象。如果能在审批后成为器官捐献移植试点城市，就为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规范化提供了保障。

北京市红十字会表示，首都的医疗条件是全国最强的，不仅有几十年的移植经验，成功移植实例也最多，“仅友谊医院20多年的肾移植就达到几百例，其他器官移植，如肝移植等包括安贞医院、人民医院等在内的有资质的医院，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主要面临的是移植供体的不足”。

据了解，北京市红十字会将于本周前往天津了解学习试点经验，随后即会向市政府提交试点申请报告。一旦获批后，市红十字会将对全市包括军队医院在内的所有具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信息进行整合、共享，旨在形成本地的器官移植体系。包括成立器官移植委员会、建立器官捐献储备库、打造动员协调志愿者队伍等系列工作。

■对话

北京捐献同意率或高于外地

◎朱继业北京大学移植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肝癌诊疗研究中心主任、卫生部*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委员。

>>任务适当补偿有需求捐献者

记者：入选的试点城市有何要求?每年承担的任务是什么?

朱继业：一旦成为试点城市后，当地红十字会组织和卫生行政部门即会建立相应的器官捐献的体制和机制，红会成立专门的器官捐献部门，并建立一支协调员队伍，一旦接到医院通知称有潜在的捐献者，即会前往了解情况和与家属交流。同时，对有需求的捐献者进行适当“补偿”，还要给予人道主义的帮助，比如患者治病花了很多钱，欠了医院很多钱，红会可能会垫付一部分钱或者为其处理后事，即所谓的“补偿”，当然，有的人可能不需要，就是愿意捐献。

>>现状尸体供体器官严重短缺

记者：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情况如何?以何种移植为主?

朱继业：2007年，国务院通过了《*器官移植条例》，对器官移植进行严格管理，同时，从尸体获得的供体器官严重短缺。肝脏和肾脏移植是最为常见的，包括肝硬化、肝癌、肝衰竭等所有终末期肝病都需要肝移植。

记者：我国每年的移植数量是多少?供需间有多大的缺口?

朱继业：我国*器官移植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每年大约有100万至150万名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的患者，但受供体数量严重不足影响，每年实际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仅1万例，但现在已经做不到1万例了，只能做几千例，需要肾移植的患者可以通过透析维持一段时间，但肝移植就没有别的办法，就会因此而死亡。

随着诊断条件的改进和病人数量的增加，这一需求数据还会飙升。这也意味着，供需间的缺口还将增大。

记者：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技术是否已经成熟?

朱继业：技术方面不仅与世界接轨，且移植的成功率和术后的成活率也比较高。目前全国范围内仅拥有肝移植资质的三甲医院，就有60家，卫生部每年会对其进行资质审核。

>>困难全国捐献体系亟待建立

记者：与国外相比，我国目前的器官移植和捐献体系的建立处于何种阶段?

朱继业：国外的器官移植捐献体系非常健全，不仅有一套受体科学注册系统，包括肝脏、肾脏等器官的移植信息，也包括器官分配、捐献者名单、器官等待名单、器官获取及移植结果等内容。而我国全国性的器官捐献体系刚刚建立，尚未正式运作，仅建立器官移植科学登记系统，缺少对捐献器官进行合理分配和使用的系统。

记者：与国外在器官捐献方面的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是什么?

朱继业：主要是我国没相关脑死亡的法律法规。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经对脑死亡进行立法。按脑死亡来说，在还有心跳的时候，器官还有供血，如果这时将器官取出，移植的效果是最好的;但如果等心跳停止再进行移植的话，器官质量就会大大减分。但在中国不容易被接受，大家觉得还有心跳，怎么能说死了呢，这其实是科学文明进步的理念，但受中国传统的影响，老百姓还是不太能接受。

记者：您认为，器官移植在我国推行不畅的原因还有什么?

朱继业：一是全国性的*器官捐献体系还未建立，二是出于法律和伦理环境的不同，许多国人坚持“死后保全尸”等观念，这也是脑死亡在我国不能被认同和接受的原因之一。其实，器官捐献是人生命的一种延续。往往一个人死去后，他的器官可以救活很多人。

>>预期大力宣传使更多人受益

记者：北京成为试点的优势是什么?

朱继业：北京拥有全国最多的有资质开展器官移植的医院，同时，就诊量、手术量也最大，推行器官捐献后，在红会和卫生行政部门的合力下，将来争取到的捐献同意率可能会高于其他城市。

记者：您认为，器官移植在我国能广泛被公众接受，且有更多患者因此受益，需要多少年?

朱继业：就像现在街头随处可见的无偿献血车一样，原来不都是有偿献血、指标献血的吗?可见是公众接受度的问题，因此推行器官捐献的当务之急，是在加快建立健全全国性捐献体系的同时，加大对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这毕竟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

■个例

肝硬化者奔波4年寻肝

还有1个月，老魏就满49岁了。生日之前，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肝源。

2007年的一次体检中，老魏被查出肝纤维化，但他并未放在心上，闲暇时还是喜欢喝个小酒，但肝纤维化的程度却在酒精和工作压力的浸润下日渐加剧，彼时，老魏自诩硬朗的身子不仅出现贫血、易疲劳，而且持续性的多处疼痛也每日困扰着他。2008年，拿着写有“肝硬化”的检查结果，老魏有点懵。

他知道，肝硬化是不可逆的疾病，病情除了一点点加重外，没有好转可能。经历了两次紧急抢救才从生死线上逃离后，老魏决定换肝。眼见着同一病房的3名肝病病友相继离世，担心恶化为肝癌的老魏更坚定了马上换肝的决心。

在跑遍了北京、上海、天津十多家大医院后，老魏的心凉了半截——各医院都是肝源短缺。“301医院的一个病友说，他都等了好几年了”。老魏说，一次，医院通知他刚好有一个AB型的肝源，但最佳移植手术时间是在20个小时之内，所以必须于当天下午交现金后进行手术。但时值周末，等老魏拿到单位开出的50万元支票时，已经是下周一了。

现在，老魏一边筹集着近百万元移植手术及术后排异反应的费用，一边往返于各大医院之间，寻找合适的肝源。听说北京有望放开活体器官捐献，在担心公众是否接受器官捐献理念的同时，他更多感到的是欣喜和希望，“真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有救了，成不成功这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好多人都那么等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