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宣布，从2011年1月起，我国内地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完全禁烟。
这一规划虽然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但也有评论认为，公共场所禁烟是一种“人群歧视”。上述不同观点，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正当性问题，二是可能性问题。
首先来看可能性。从法律层面来说，国际公约也是法律渊源，它不仅应当成为约束政府和管理者的制度，也完全可以成为约束公众行为的有效法律。从实践层面而言，近年来，北京等很多地方为全国禁烟积累了经验。从现在到明年初的大半年时间内，国家足以从容制订统一的行政法规。问题在于，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力度严格执法，切忌以“法不责众”的思维畏缩不前。
再来看禁烟的正当性问题。从表面上看，控烟是对吸烟者自由的“侵犯”，但这种“侵犯”，和吸烟者对公共卫生的侵犯性质完全不一样，前者是基于科学的知识和公序良俗，对侵权行为的补救，这就犹如国家依法监禁某个罪犯一样，监禁虽然貌似侵犯罪犯的人身权，但它具有正当性，是为了惩罚此前发生的非法侵权行为。
而公共场所吸烟者对公共卫生和他人健康的侵犯，是一种原发性的侵权行为，它只是基于自身欲望的一种行为，缺乏任何正当性，更缺乏行为的“他因素”。这里所说的“他因素”，是指一个人作出某种行为时，是否具有自身利益之外的其他合理因素。
区别两种“侵权行为”的根本，关键在于这种“他因素” 以及行为的正当性。诸如吸烟和控烟、抢夺与保卫、军事侵略与保家卫国等，无数对立的行为关系，都会表现出一方对另一方权利的侵犯，但问题是，这种侵犯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是纯粹基于自身欲望与利益，还是因为他人侵权因素在先，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不会陷入“控烟也是歧视”的谬误当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