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与不管的模糊概念，使一些地区存在职业卫生监管的‘真空’。”看到本报连续两天对代表委员呼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的报道，长期负责工会劳动保护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全总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表示，职业卫生监管职能中的“体制疙瘩”，是造成监管不力甚至缺位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是没有部门监管，只是管的部门太多了。”全国政协委员谷常生直言，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执法力量不足，甚至出现监管缺位的状况，原因之一就是“体制性障碍”， “‘开胸验肺’事件就暴露出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之弊。”
“在防治职业病的监督管理上比较混乱，到底是监管部门的事，还是我们的事？”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卫生厅厅长李兰娟有点儿糊涂。
同样感到很糊涂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原副局长王显政。职业卫生监管部门间职能界限模糊，各自为战一度让王显政很“纠结”。“在监管职业危害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职能划分不明确，到底该哪个部门负责监管？执法主体究竟是谁？这些在法律里都没有明确。”
据了解，职业病防治一度由卫生部门全权负责。2002年实施的职业病防治法也规定了“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全国职业病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然而，2003年11月，中编办15号文将职业卫生监督职责一分为二，明确安监部门负责作业场所监管，治疗等其他责任则留在了卫生部门。
“这个文件发下去很长时间了，但并没有得到落实，有些地方甚至都没有动，也没法动。”据张鸣起介绍，《职业病防治法》和国务院《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等均未作相应修改。因此，职业卫生场所监督职责的过渡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王显政多年前就提出将治疗尘肺病的盥洗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畴，但这条建议一直被束之高阁，只在最近得到个别省的回应，原则下发了有关文件。他承认，推不动的原因，与有关部门间的各自为政不无关系。
谷常生说，目前安全监管、劳动监察基层网络尚不健全，执法队伍人员少力量弱，加之没有与卫生部门形成工作合力，缺少专业人员的现场指导，使督查效果并不明显，“有的执法部门检查只能停留在听汇报、看材料或到事先准备好的示范点上去‘欣赏’，这种检查方法和监督能力实在有待改进。”
不过，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卫生部、安监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等部门，正在研究建立职业病防治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完善工作机制，形成部门的监管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