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甲流”大流行：不要都盯着疫苗

出北京机场高速北皋出口，车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看见几座新建的大楼。其中一栋楼的楼顶上立着一块牌子:“地坛医院”。

这里是北京收治甲型H1N1流感病人数量最多的医院，在外人看来，这里俨然已经成了 “疫区”。

一进医院，就可以看到传染病医院特有的开阔空间和大量绿色植物，人流较市内医院要少得多。

在甲流病人住院楼的一楼，两名戴着口罩的保安，不由分说地把本刊记者拦下。经过一番严格的“审问”，又用红外线测量表给记者量了体温后，才放行。

往里走，在乙座的电梯房里，并列着两部电梯，其中一个写着:“甲流患者专用，其他人员请勿入内。”待本刊记者进入另一部电梯，戴着口罩的电梯员又反复地问:“上面是传染病区，你确定要去那个区么?”

“过五关，斩六将”，经过层层筛查，终于到了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陈志海的办公室。

陈志海笑着说:“现在我们所在的楼和旁边的那座楼，住的都是甲流患者，一般人可是绝对进不来的。”

及早发现，避免转为重症

北京出现的第一例甲流病例，就是陈志海治疗的。他说，到目前为止，地坛医院作为北京市最大的传染病医院，一共治愈了500多个甲流患者，目前还有500多个病人正在这里进行治疗。

“最初我们对这个病毒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大家都很谨慎，采取的都是比较积极的治疗方式，一般是从一开始就用达菲，还有其他一些对症的药。不过，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紧张了，都是个别问题个别分析。”陈志海说。

如今，陈志海他们已经脱下了前一段时间每天必穿的、武装到牙齿的“猴服”(非典时使用的特殊防护服)，换上了一般的防护服。再戴上帽子，胶皮手套和鞋套，就可以近距离接触甲流患者了。

陈志海介绍说，对甲流病人的治疗方法，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甲流病毒没有潜伏期，传播力最强的是1到3天，也有人到了恢复期还可以传播，但是对大部分病人来说，病程只需要一周左右，基本就可以痊愈。病症比较轻的，有很多根本就不用使用任何药物，多休息多喝水靠自身免疫就能康复。有时候，我们会配合一些中药，效果也很好。”

重症的发生几率到底是多少?陈志海说，全球来看，60%的重症发生在有高危因素的人身上:大于65岁的、小于15岁的,孕妇,有慢性病比如糖尿病、哮喘、 肿瘤、血液病的。

“但咱们国家发现的一些重症病例，都不属于高危人群。所以一些症状比较重的病人，通常你无法从早期判断他是否会发展成重症。可能开始还很正常，五六天后突然就发展成呼吸衰竭了。”陈志海说，对此，他们的治疗原则是，“及早发现，避免转为重症”。

根据他的经验，病人如果出现了憋气、有痰等情况，只要有蛛丝马迹，医生就必须注意，在病程早期就需要积极使用抗病毒药物，比如达菲，绝不能消极等待。陈志海很庆幸，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遇到真正的重症患者。

在地坛医院，甲流病人开始是一个人一间病房，后来人多了，逐渐变成两三个人一间。不过，目前还是采取在医院集中治疗的方式，“也许以后会有相关预案，病情比较轻的，可以自己回家隔离康复。”

大规模流行已经到来

根据卫生部通报的数字，9月19日15时至9月21日15时，我国内地新增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1540例，其中9例为境外输入性病例，1531例为境内感染病例。截至目前，我国内地累计报告13262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治愈8805例，没有死亡病例。

“公布出来的数字，只是一个参考。”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办公室里，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对《望东方周刊》说。

以学校为例，曾光说:“由于检测是很贵的，一个学校发生了50个病例，可能只给其中的5个人做了检测，其他学生不能确诊，就报了疑似病例，所以现在的实际病例，可能比报上去的数字要多得多。”

考虑到中小城市，情况则更为复杂。“在大城市，不论你是不是甲流，有流感症状就可以追踪，但是中小城市不可能，有的城市甚至连检疫病毒的能力都没有，和一般感冒混在一起了。”曾光说。

“另外，数字上的变化，现在已经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他说，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数字明确反映一切。中国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以输入性病例为主，病毒都是国外来的，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哪里有第一例病例，后来哪里又出现了第二例病例，从哪个地方传播到了哪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数字可以说明大体情况， “应该说，到9月1日之前都是这样的。”

9月份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甲流有很多轻症病例，你发现不了，但是它的确在传播。从9月份开始，广州、北京等大城市相继出现了社区暴发，大家不知道第一例病例是从哪里来的。”曾光说，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传播到中小城市，从东部到西部，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没能幸免。

曾光的判断是，甲流病毒的大规模流行，在我们国家已经到来了。

不要都盯着疫苗

在最初阶段，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围堵”。

曾光觉得，这个模式非常独特，但不是普遍的，在有些国家这样的方法就行不通。“美国不允许对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所以他们的病例上升速度很快，还有一些地区，一开始采取和中国内地一样的方法，后来很快就放弃了。他们觉得‘围堵’的做法很辛苦，也受到美国做法的影响。比如中国香港和台湾，围堵了很短时间以后，就进入了‘缓疫阶段’，后来病例上升速度就很快了。”

中国的疫情发展比其他国家推后了很长时间，可以说比美国推迟了2~3个月，正是因为采取“围堵”的模式。但是，曾光认为，疾病的表现到了一定限度，就会突破原来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为因素可以推迟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时间，但是不能阻止它的到来。”

曾光认为，过去我们提出的“外堵输入、内堵扩散”的“围堵”方式，在下一个阶段，恐怕要进行重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