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会把急救工作推上了一个更高台阶

医疗服务迈了一大步！

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主任沈洪： 篮球场上突发颈椎骨折

沈洪说，从他的角度看，北京奥运会对医疗最大的促进在于把急救工作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在奥运会前，我国做出了实现80∶1的承诺（即每80人中有1人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为此，中国红十字会和众多的医院组织对我国的10万余名志愿者进行了培训，同时还在全国各省市开展了一系列培训。

解放军总医院在奥运前培训了近千名奥运医疗服务人员，已经拿到了合格证书。奥运后，还准备再培训来自基层医院的数千名医护人员。

8月10日，在奥运会篮球场馆，来自法国的一支表演队在比赛间隙表演腾空投篮的时候，一个演员不慎头冲下摔下来，窝在垫子的边缘，造成颈椎骨折。现场的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员立即启动相应预案，稳定伤者的肩颈、上颈套、固定颈部，熟练地对伤员进行颈椎固定保护。现场观众、各国记者都在看着。绿色通道已经打开，救护车点火发动待命。几分钟后，伤员被顺利转走。这名伤员的颈部神经得到保护，避免了终生瘫痪的结局。

说到急救理念的变化，沈洪明确提出了“救人治病”的急救理念。他举了一个例子：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孩子的腿被压在水泥板下出不来。救援人员想了很多办法，最后好不容易把孩子“完整”地救出来了，但被压的腿部形成的血栓冲进肺部后，形成肺栓塞，几秒钟后孩子就死亡了。而同样腿部被压在水泥板下的另一个孩子，经医生现场实施截肢手术，不到一刻钟就顺利获救。所以，急诊实际工作中，应该先对付致命伤病，然后救治可能发生危险的危重症，再治需解除痛苦而不致命的急症。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侯生才：计划成立

“国际医疗部” 谈到奥运会带给医院最大财富时，侯生才很坦诚地说，“最大受益就是硬件的建设，如果没有奥运会，我们不可能这么快建成能同时容纳8000人就诊的新门诊大楼，而旧楼的改造即将完成。”

通过这次奥运会，朝阳医院打算成立“国际医疗部”，将来会对外国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侯生才介绍，在奥运会开幕之前，荷兰大使馆已经来考察过了，并签订协议，北京朝阳医院作为荷兰大使馆的定点医院。

奥运会期间，朝阳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的外语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加之医院地处北京CBD（中央商务区）和使馆区，外国人比较聚集，因此成立“国际医疗部”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合。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凌锋：总裁夫人

要送法文锦旗 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天早晨。一家大型合资企业的副总裁来北京看奥运会，突发脑出血。

等把病人从合同医院送到宣武神经外科的时候，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好在宣武医院的卒中小组这时发挥了作用，这个由急诊、内科、介入、外科形成的抢救班子24小时随时待命，能保证卒中病人入院后，在45分钟内开始有效治疗。

这位副总裁的夫人看着已经度过危险期的丈夫，要给宣武神经外科送来一面写着法文和中文的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从8月8日到8月24日，奥运会期间，宣武卒中小组总共接治了23名患者，除两人来医院的时候已经是24小时无心跳、呼吸，宣告死亡外，其余21名患者都得到有效治疗，度过危险期。

凌锋团队的科研水平和临床技术已经达到了与国际同步的水平。凌锋要求团队，手术预案必须是英文文本的，每天交接班时，必须用纯英文来讨论病情。学生要在第一时间阅读国际顶尖的医学论文刊物，并进行讨论。

“这次奥运会，是对我院神经外科体系的一次检验。”凌锋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检验结果——成绩不错。”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教授胡越林：像导演电影一样

做“经理” “医疗经理”是奥运会期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奥运会每个比赛场馆中都有很多业务口，分别负责医疗、语言、票务、交管等等，每个业务口都由一个经理负责，带领一个团队工作。

“我被北京奥组委选为医疗经理后，接受了历时3个月的培训，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制定计划，拿出组团、培训的一系列方案。比如，你所带领的医疗团队需要多少医生、护士、医务助理。我们设计一个又一个场景，如发生踩踏事件后如何快速实施救治，就像导演电影，一个一个演练。”胡越林说。

奥运会开始后，医疗经理胡越林的一天这样度过：“早晨6点到场馆签到；6点半由场馆主任召集各业务口经理开早例会；7点，医疗队志愿者全部到岗，我召集大家开早会；早餐后对医疗站情况进行检查：器械维护、药品补充等；8点，场馆分区生效（各区域不再能随便走动流通），观众陆续进场，医疗站工作开始运行。”作为医疗经理，他不仅要负责各医疗站的运行，还需时时向场馆运行中心（VOC）通报情况。

“奥运会后，我的能力已不单单是看病和手术，还学会了团队的组织、管理、协调、公关等。”胡越林说。（下转4版）

“医疗保障我打105分！”这是北京奥组委运动会服务部副部长戴建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的表示。

戴建平说，一次奥运会，给中国整个医疗服务带来的推动，是不可估量的，“比如院前急救水平的提升，如果不是这届奥运会，恐怕在常态下努力三五年都达不到。再比如大型医疗设备的使用、远程会诊系统的启用等等。”

这不是戴建平一个人的体会，他说出了许许多多参加奥运会医疗保障的工作人员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