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会"募款提成"引热议 基金会官员薪资调查

近日，自诩“百分百网络微慈善”的浙江金华慈善平台施乐会被曝出“有偿社工”模式，机构允许志愿者在募款成功后，直接从善款中拿走提成，最高提成可达到善款的百分之十五。该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反对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

那么，在当下的公益环境中，作为公益机构的筹资官员，何种薪酬体系最为合理?其薪酬究竟是否该与筹资数额挂钩?而实际上，他们的薪金待遇又如何呢?

“不能在你身上倒贴钱”

王培培离职时，壹基金还是“中国红十字会壹基金计划”,她办完手续不久，壹基金就转型成功，变成了“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转型那一阵，壹基金人事变动蛮大，走了一拨人，我也觉得自己在这儿工作蛮久，想换个环境。”前前后后，王培培在壹基金做了近两年的筹资官员。“最后的半年，有点疲软，一直没业绩，再加上机构里各种变革的说法，心里很不踏实。”

王培培告诉记者，壹基金一直实行定薪制。对于筹资官员来讲，压力很小，没有业绩考评一说。她工作的第二年，月薪标准是税前一万元。“到手也就不到8千，应该算是公益机构里薪资水平比较高的，但和企业比起来，勉强算是大体相当。”

问题就出“定薪”上。王培培说，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筹资官员没有激励制度，完全靠道德水平和个人的职业操守来工作，自己的积极性很快在几次打击之后消磨。“选择做筹资官员，就是觉得这个岗位特别能放大你的成就感，钱是个重要因素。但是忙来忙去，你发现你不管筹来多少钱，干多少活，挣得都是一样的。”王培培比喻，机构的工作状态“有点像吃大锅饭，你一多干，不平衡感就会冒出来”.

离职前的小半年，王培培没有开发一个新客户，但每月近8千块的工资却一分没少。“所以离职时候我开玩笑说，觉得自己特对不起公众捐款。”

两年过后，已经跳槽到外企的王培培再评价老东家，多了几分客观。“壹基金的平台特别好，接触到的资源非常丰富，给筹资官员提供了许多便利的条件和很优惠的待遇。问题就在于管理上过于宽松，机制不完善，给了你这么多钱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任务量。”

王培培认为，实行“定薪制”的公益机构，一定要给筹资官员规定筹资标准。“最起码的要求是你要把自己的筹资成本搞定，否则机构养你是赔钱的。”王培培以自己为例倒推解释：我一个月挣一万块钱，加上三险一金，机构每个月为我支出的成本在一万五左右。再请客户吃几顿饭，出两次差，平均每月的支出成本就得达到两万块。按行政费用最高标准百分之十计算，拿这两万乘以十就是我每月至少应该筹来的钱数，也就是20万元，再乘以十二就是每年的最低筹资业绩，即240万元。

“所以一个筹资官员每年至少得筹来二三百万，才能保证机构不在你身上倒贴钱。”王培培感慨壹基金一直筹资效果不好，关键就在于筹资官员的薪资体系不合理。“因为真有人连这个标准都达不到。”

“各种奖励，就是不发钱”

在筹到的700万元进账后的一个礼拜，周喆拿到了机构对自己的奖励--一台iPad.作为全国性公募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的一名筹资官员，这是他在机构工作几年来收到的价值最为昂贵的奖品。

而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说，周喆算不上是一名纯粹的筹资官员。“我们机构没有明确的分工，谁做筹资，谁做项目。项目从筹资到执行到宣传，一个人什么都干。”

正因如此，也就没有薪金和筹款数额挂钩一说。“筹多少钱，跟你拿多少工资，完全没有关系。有巨大贡献的人，领导高兴，就发你一个小额的奖品，或者放几天假。反正各种各样的奖励，就是不发钱。”

问到工资水平，周喆脱口而出：“我们薪水很低的。”“刚入职的员工三千，试用期的三千都不到。工作两三年会有一个小额的涨薪，也是很少的。”周喆告诉记者，中国绿化基金会的业务主管单位是国家林业局，很多在地方的项目运作上由各地林业局负责执行，因此机构的普通工作人员特别少，只有三四个。“所以机构级别也很少，没有那种一级一级涨工资的说法。”

与中国绿化基金会的“小而简”不同，工作人员数量较多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则有一套复杂的薪酬体系和财务审查制度。机构下设各部门，部门从上到下依次有主任、主任助理、处长、主管、普通员工和志愿者。

作为一名普通的筹资官员，钟璐璐还没有转正多久。而此前一年，作为志愿者，她的报酬是五十块钱一天。

“扶贫基金会的正式员工每个月会扣工资的10%作为绩效，到年底时作为奖励再返还给个人。当然，前提是你和你部门的任务全都完成了。”钟璐璐告诉记者，扣掉这10%后，自己到手的工资只有两千多块。

当然，在年末时，如果部门或者个人的业绩非常好，也可能会获得一定数额的年终奖金。“也就几千块钱吧。”

除此之外，筹资官员的薪水与其筹款业绩没有任何关系。钟璐璐认为，对于筹资官员而言，机构应该设置一定的激励方式，但是否直接按筹款额的百分比进行提成值得商榷。“那样可能过于市场化了，并且如果像张蔷一样，一下子筹到两个亿，那该按百分之多少提?即便是千分之几的提成数额也非常庞大。”

2010年，曹德旺向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2个亿用于西南抗旱，张蔷就是这笔捐赠的最直接联系人。彼时，张蔷还只是基金会的志愿者。而这笔业绩带给张蔷的最直接“好处”则是提前5个月转正和1个月的假期。

“曹德旺问过我几次，说你拿了多少提成啊?开始我还解释，说基金会没有提成这个概念。后来我就开玩笑说，曹总要不你给我发点。”张蔷说。

热议：该不该拿提成?

日前，施乐会被曝出的“有偿社工”模式引发各界关注和热议。究竟何种薪酬体系最为合理?其薪酬究竟是否该与筹资数额挂钩?

对此，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会长林风的态度非常明确，他认为公益机构不同于企业，不能过于企业化，“有偿”的概念不应该运用到公益机构中。他告诉记者，作为刚成立不久的民间公募基金会，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筹资官员，筹资和项目共同运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楮蓥则持肯定态度，他表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慈善募捐提供了一种公共服务，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直接相关。服务做不好，不仅募捐活动的成本会大大增加，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要保证慈善募捐活动的高效率，就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参与其中。

楮蓥说，既然专业人士提供了专业的服务，收取费用是合理的。筹资官员专业性的最直接体现就是其筹款数额的多少，其回报应该与其成绩相关。“所以公众大可不必对我国的募捐从业人员从善款中抽头大惊小怪。”

除了对筹资官员专业性的肯定外，楮蓥的支持者王培培还强调，筹资官员的薪金与筹资业绩相关，同时也是在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对于员工的一种鼓励方式。“虽然在公益机构工作，但其工作人员也不能单用道德感来绑架和督促，物质上的激励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竞争机制。”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的态度则比较中立，他认为国内筹资官员的薪酬体系，应该取决于组织本身的薪酬制度，不能孤立地说哪种薪酬体系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该组织实行绩效工作的机制，当然筹资官员的薪水应该与筹资业绩挂钩。“从结果看，能够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积极性，为组织创造最好业绩，就是合理的。”

钟璐璐告诉记者，针对筹资官员薪酬的问题，中国扶贫基金会也正在进行探讨，试图改革。“我们都认为应该有一定的激励机制，适当提高一些待遇。”

他山之石：有钱好办事

而实际上，在国外许多国家，募捐活动则是一种分工鲜明的专业活动。公益机构筹资官员的薪酬与其筹资业绩挂钩是得到公众充分理解的。

刘佑平告诉记者，在国外，筹资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组织自己筹资;二是请专门的筹资公司帮助筹资。这两者的费用都比较高，尤其是第二种，筹资成本很大。一般都会超过筹款额度的15%,最高可达40%,这一部分的钱都归筹资公司所有。

对此，楮蓥以美国为例进行了解释。在美国，筹资过程非常复杂，分成了筹资策划、活动执行、募捐管理、法律与财务审计等多个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大量专业的人士参与其中。在筹资策划领域，有专业募捐顾问提供策划建议，负责设计募捐方案;活动执行领域，又有专业的募捐人负责向公众发布信息，组织各种活动;募捐管理领域，组织则会聘请专业经理人管理慈善募捐活动的流程;法律以及财务审计领域，专业律师和会计发挥作用。

“既然专业人士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那么收取费用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的薪金绝不会比同等条件的市场薪酬标准低。”

“而有一些公益机构由于人力等因素，则会把筹资这部分工作交给专门的募捐公司。比较着名的有美国募捐有限公司(American Fundraising Company Inc)，他们的收费是很高的。”楮蓥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