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医学名词背后的情理与法理冲突词

　  由于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下病人的特征，因此用特丽的录像带来赢得同情是一种误导公众的做法

　　植物人是什么人

　　最近，美国人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的命运成了受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这位41岁的女植物人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她面带微笑，吃力地张着嘴，凝滞的目光里带着些许企盼……在特丽的家人，乃至整个美国社会为了她的生死问题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幅特写画面的确为特丽的父母要求女儿继续活下去的愿望赢得了许多理解和同情。

　　15年来，特丽的家人一直面对这样的表情，现在，她的父母甚至声称自己的女儿能够和他们进行交流，对他们的语言有所反应。不过，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退休教授、神经外科专家布赖恩·杰内特(Bryan　Jennett)对此评论说，“这只是患者家属不切实际的想法，多年以来，我碰到过许多这样的情况，家人们很难接受医生的说法，而实际上，病人做出的只不过是一些不自主的、无意识的反应。”

　　杰内特认为，由于大多数普通人并不真正了解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下病人的特征，因此用特丽的录像带来赢得同情是一种误导公众的做法。他进一步解释说，处于植物状态的病人可以有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病人能够睁眼、眨眼，眼球也可以随眼前的物体或者周围的声响而轻微地转动，他们还会哭和笑，总之他们的许多行为看起来的确像是有意识的，所以很多家属会觉得，病人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产生反应，或者能认出周围的亲人。而实际上，要想确定病人有没有意识障碍，有没有认知能力，需要借助于专业判断，比如医生常常通过问病人问题，对病人发出指令，或者向病人展示图片、物品等，来观察病人的反应。如果病人对外界刺激有反应，医生还要多次重复这些刺激，以证明病人的反应并不是碰巧发生的。

　　“对植物状态进行确诊的确是非常慎重的，需要医生进行耐心、细致、长期的观察，排除病人任何有意识的反应。”杰内特对《今日美国》如是说。

　　1972年，杰内特和他的同事普拉姆(Fred　Plum)在著名的《柳叶刀》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题为《脑损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一个有待命名的综合征》的文章，他俩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提出“持续性植物状态”这一重要的医学概念的人。由于这个概念准确地描述了脑损伤的病人在病情恢复的过程中，从昏迷到进入一种“觉醒而没有意识”的状态，所以很快就被医学界广泛接受并应用在临床诊断中。

　　30多年过去了，一方面，杰内特和普拉姆在医学上的贡献经受了时间的检验；而另一方面，伴随着“持续性植物状态”这个医学名词而出现的许多法律、伦理，乃至政治上的纷争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一点恐怕是当初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

　　特丽悲剧的复杂性

　　“法律、医学和政治在特丽·夏沃悲剧性的经历中搅和在了一块儿。”《时代》周刊在最近的报道中写道。

　　的确，在美国的医院中，从没有痊愈希望的意识障碍病人身上拔掉饲管或呼吸机本来是稀松平常的事，这种做法和现有法律并不冲突，而且也是有先例可循的。通常，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通过与家属协商，来研究符合病人本人意愿的方案。一般来说，病人家属在这种情况下都能够达成一致的意见。但在特丽·夏沃的案例中，最大的问题就发端于家庭内部出现的严重分歧上。

　　悲剧是从1990年2月特丽·夏沃因心脏停跳而跌倒在家中的地板上开始的。当时，由缺氧所导致的严重的脑组织损伤使特丽很快由昏迷进入到植物状态。在特丽发病两年后，丈夫迈克尔对当初给特丽进行治疗的医生进行了诉讼，并且赢得了总共100万美元的赔偿金(其中70万美元用于特丽的治疗，30万美元作为对迈克尔失去妻子的赔偿)。1998年，迈克尔提出拔掉特丽的饲管的要求，理由是妻子在早年曾向他表示，在身体严重受伤害的情况下不愿意维持生命。但是特丽并没有就此立下字据。

　　迈克尔和他的岳父母之间的纷争正是在他赢得赔偿金之后不久开始的，并且逐渐升级。特丽的父母亲辛德勒夫妇指控迈克尔挪用特丽的治疗费用，虐待特丽，并拒绝对她进行合理的治疗，导致特丽走向死亡。同时，他们以“医疗技术的进步可以给特丽带来治疗的机会”等原因要求恢复用饲管喂养特丽。去年10月，辛德勒夫妇还请求联邦法院给特丽足够的时间，以进行恢复她自己进食能力的治疗，最终再拔掉饲管。就这样，多年以来迈克尔要求拔掉妻子饲管的请求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结果。

　　总之，虽然辛德勒夫妇所有的诉讼请求都因证据不充分被驳回，但在他们一次次的上诉过程中，特丽的生死问题多年来始终悬而未决。加之他们所在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堂兄杰布·布什(Jeb　Bush)热衷于鼓吹生命权，并设法干预审判的过程，更是让这桩普通的“植物人放弃治疗”的案例如今升级到经由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才以允许拔管的结果而收场。

　　脑损伤的不同结局

　　特丽·夏沃曲折的遭遇注定要成为植物人诉讼案的典型判例。实际上，目前在美国像特丽·夏沃这样活着的植物人有1万人以上，用于这些植物人的治疗费用每年在10亿到70亿美元之间。而据计算，15年来特丽的医疗费用累计已达100万美元左右。

　　有资料表明，中国大约有5万到7万名处于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者。据黑龙江省康复医院植物状态脑复苏中心主任王德生介绍，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在1996年就制定了持续性植物状态的诊断标准。王德生同时还提到，人们通常所说的“植物人”作为一种俗称并不被专家所认可，因为它不仅不够科学，而且用“植物”来定义人也是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贬低，所以在医学上已经摒弃了“植物人”的提法。

　　实际上，脑损伤之后可以产生不同的结局，而植物状态是一种既不同于昏迷，也不同于脑死亡的情形。昏迷是一种病人不觉醒也没有意识的状态，所以昏迷的病人眼睛是闭上的，他们不能看到或听到任何东西；而植物状态下病人是觉醒的，但没有意识。脑死亡则是全脑功能的丧失，特别是由于脑干功能(脑干是*的生命中枢)的完全丧失使病人自主呼吸停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最小意识状态”的意识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病人能够抓东西，根据声音定位，或者对语言有所反应；有的病人还能够短暂地通过语言或手势与人交流，这种病人有重新获得完整的意识的可能性。辛德勒夫妇曾经在诉讼过程中试图把特丽的病情定位为最小意识状态，以表明她具有恢复意识的潜力，当然，参与诉讼过程的医学专家否定了这种诊断。

　　根据王德生所掌握的情况，他们治疗的植物人当中存活时间最长的记录达到19年。据王介绍，在临床上遇到的病人中，主动要求拔管放弃治疗的情况比较少见。一般来说，要求放弃治疗的情况多因为治疗时间太长，经济条件不允许等原因，而每个月平均七八千元的治疗费用也的确是一般家庭所难以承受的。其中有些因工伤或车祸等造成植物状态的病例，最终因为治疗费用的问题而与责任方对簿公堂。

　　虽然有各种促醒治疗的手段，但王德生说，进入植物状态一年以上的病人恢复意识的机会非常小。在国内，针灸被认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促醒治疗，但它的实际效果还没有得出公认的结论。谈及对特丽案例的看法，王德生坦言，对特丽进行拔管、放弃治疗是正确的选择，他甚至主张如果在拔管之后病人有痛苦的表现，还应该采取主动的安乐死措施以减轻这种表现。

　　■相关

　　美国三起著名的植物人案例

　　卡伦·安·昆兰(Karen　Ann　Quinlan)案：

　　1975年，21岁的卡伦·安·昆兰由于饮用酒精和镇静剂混合物而导致呼吸衰竭和脑损伤，她的父母要求拔掉用于维持性治疗的呼吸机而被医院拒绝。昆兰家无奈诉讼至新泽西高等法院，1976年法院判决支持昆兰家的请求，最终医院满足了卡伦父母的要求。而在拔掉呼吸机后卡伦恢复了自主呼吸，并进入持续性植物状态，她在生存了10年之后因肺炎而死亡。

　　南茜·克鲁伊(Nancy　Cruzan)案：

　　1983年，26岁的南茜·克鲁伊因车祸而成为植物人。南茜的父母请求拔掉饲管，放弃对她的治疗。此案几经周折一直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结果仍以南茜的父母“未能提供南茜不愿在人工状态下维持生命的有力证据”为由而被驳回。后经南茜的父母进一步向他们所在的密苏里州提供证据，最终得以放弃对南茜进行治疗的判决。1990年12月，南茜的饲管拔除，并于一周后死亡。

　　加里·道克里(Gary　Dockery)案：

　　1988年，警官加里·道克里因头部中弹而陷入昏迷，其后，他在经过7年的意识丧失状态之后，于1996年意识恢复并开口说话，而一天之后，他又重新进入没有意识的状态，并于一年后死亡。加里·道克里的意识障碍被认为属于“最小意识状态”。